相比在陶瓷胎体上上釉，在玻璃容器表面烧制釉彩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控制釉彩的烧成且不使主体玻璃坍塌是制作关键。进入十九世纪，在玻璃表面装饰釉彩成为了一种流行，往往与镀金、车刻等其他装饰手法一同应用以增加玻璃器物的视觉感受和艺术价值。

此次展出的“方胜八方海棠格心套蓝花草纹玻璃窗”，中部八方形“海棠”开光内镶嵌了套蓝花草纹玻璃画，画中题材所依据的粉本应为“八大山人”所绘。从中我们能看到随着套色玻璃车刻、蚀刻技术的引入与逐步成熟，广州工匠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洋为中用，把玻璃画洋花图案转变为国画、书法等中式图样的情况。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幔饰越来越大，并饰有艳丽的颜色，如草莓色、粉红色和廉价的镀金光泽。悬挂件被磨切成高反射率的形状，摇动中闪闪发光。为了防止灰尘，一些吊灯加盖了玻璃穹顶。令人奇怪的是，有些1880年代庸俗的幔饰今天反比一些高品质镀金和车刻玻璃更加昂贵。
车刻工艺也是经过不断的工艺演进而来的。早期的车刻工艺是小型的手动车刻机刻出来的线条，其准确性和批量性受到工艺与设备的限制，都无法达到理想当中的形状，所以早期的车刻玻璃应用范围不是太广
走到这一步，车刻玻璃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定尺寸的生产。但是有一个极大的弊端，如果尺寸稍有改变，哪怕是同图案，也必须重新制作模版，其玻璃耗材的浪费量比较大，而且加工周期也被延长。
材料是为隐形剪辑之手，茶色车刻玻璃表面无规则地弥漫、反射、成像，连同洞石镜框中一连串被分割重组的画面，让有限的室内环境重获时空上的极大自由。